
高收入国家更担忧AI抢饭碗:皮尤37国调查揭示的认知分化
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9月17日发布的37国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中位数认为AI将在未来二十年减少本国就业岗位,仅9%持相反观点;高收入国家担忧比例达55%,中等收入国家为36%,澳大利亚和韩国以76%居首,美国为71%。报告指出,国家财富水平与AI就业悲观预期呈中等偏强正相关(相关系数0.60),但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
- 37国中位数显示46%预期AI减少就业,仅9%预期增加,25%不确定
- 高收入国家就业担忧中位数55%,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36%
- AI认知度与人均GDP相关系数达0.74,日本56% vs 孟加拉国4%
- 澳大利亚和韩国担忧比例最高(76%),美国71%且较2024年上升
- 中等收入国家不确定性更高,公众意见可能仍在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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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I认知度越高,为何悲观情绪反而越重?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5年9月17日发布的一份覆盖37个国家的调查报告,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大多数受访国家中,预期人工智能将在未来二十年减少就业岗位的人数,远多于认为它会创造岗位的人数。整体来看,46%的受访者中位数认为AI会导致本国工作岗位减少,仅9%持相反观点,另有25%表示不确定。
这一数据来自皮尤在2025年2月8日至5月13日期间对36个国家、42,151名成年人的调查,美国的数据则补充自两项独立的美国成年人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对就业流失的担忧在高收入国家尤为突出,而这些国家恰恰也是对AI认知度最高的地区。
收入水平与AI焦虑的正相关
皮尤采用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收入分组标准对各国进行分类后,发现了一个清晰的梯度:在18个高收入国家中,认为AI将减少就业的中位数比例为55%;而在18个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仅为36%。中等收入国家受访者更倾向于表示“不确定”,其中位数比例为34%,高收入国家则为22%。
报告还将各国结果与人均GDP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得出的相关系数为0.60。这意味着国家财富水平与民众对AI的就业悲观预期之间存在中等偏强的正相关——当然,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报告也明确提醒,不能据此推断国家富裕直接导致了民众的悲观情绪。
具体到国家层面,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担忧比例最高,均为76%,美国以71%紧随其后。新加坡被报告视为一个“异常值”:其人均GDP接近10万美元,但仅有46%的受访者预期就业岗位会减少。美国的数据较2024年8月的64%有所上升,显示出悲观情绪在一年间明显加剧。
认知度越高,越容易担忧?
与就业预期相呼应的是AI认知度的分布。高收入国家中,50%的受访者中位数表示“听说过或读过大量关于AI的内容”,而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仅为27%。认知度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74,显示出更强的关联性。
各国认知度差异悬殊:日本高达56%,而孟加拉国仅为4%。在约半数受访国家中,对AI了解较多的人群更倾向于认为它会减少就业岗位;而认知度较低的人群则普遍更容易表示“不确定”。
不过,认知度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在关于AI日常生活的另一组问题中,许多国家的高认知度人群反而表现出更乐观的态度。这说明“了解”本身并不必然导向悲观,具体取决于人们接触到的AI应用场景和叙事框架。
不平等与整体情绪的分歧
在AI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上,高收入国家35%的受访者中位数认为AI会扩大本国的贫富差距,中等收入国家则为22%。对于AI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益普及,高收入国家40%的受访者表示“担忧多于兴奋”,中等收入国家为31%。
报告特别指出,担忧与兴奋的情绪与人均GDP的关联度,远弱于就业或不平等的看法。韩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韩国人是预期就业减少比例最高的群体之一,但仅有18%表示担忧多于兴奋,61%的人表示担忧与兴奋程度相当。这种情绪结构的分化,说明公众对AI的态度是多维度的,不能简单用“乐观”或“悲观”一概而论。
对营销与传播从业者的启示
从Search Engine Journal的视角来看,皮尤这份国别数据为营销人员提供了一幅AI认知与预期的全球快照,但它并不直接反映人们对具体AI功能、产品或广告的反应。高收入国家在AI认知度和就业流失预期两个指标上均处于高位,这提示品牌在进入不同市场时,需要针对当地的认知基础和情绪基调调整沟通策略。
同样重要的是,财富或认知水平并不必然导致悲观。报告显示,中等收入国家有更大比例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这意味着这些市场的公众意见“可能仍在形成之中”——对于希望塑造认知的品牌而言,这恰恰是窗口期。
从趋势来看,在2024年也接受调查的25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听说过大量AI内容”的比例有所上升,尼日利亚以14个百分点的增幅领跑。这意味着全球AI认知度仍在快速爬升,而认知度提升是否会同步推高就业焦虑,将取决于各国AI应用落地的实际体验。
国内视角:中国AI认知与就业预期的差异化路径
如果将视线转向国内,情况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机构的多份报告显示,国内公众对AI的认知度在过去两年快速提升,但就业预期并未呈现与高收入国家完全一致的悲观梯度。这一差异部分源于国内AI产品的普及路径:文心一言、通义千问、DeepSeek、豆包、Kimi、智谱GLM、讯飞星火等产品更多以效率工具和内容生成助手的形态进入日常场景,而非直接替代岗位的叙事。
与此同时,国内政策层面持续强调AI与就业的协同,例如人社部等部门推动的“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认定,为公众提供了“AI创造新岗位”的具体参照。这种“工具化+新职业”的双轨叙事,使得国内对AI就业影响的讨论更偏向结构性调整,而非简单的岗位净减少判断。对于关注AI传播与用户教育的品牌而言,国内市场的认知窗口和情绪基调与高收入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值得单独制定沟通策略。
常见问题
皮尤这项调查覆盖了多少国家和受访者?
调查覆盖37个国家(其中36国通过统一问卷访问),共42,151名成年人,调查时间为2025年2月8日至5月13日,美国数据来自两项独立调查。
为什么高收入国家对AI就业影响更悲观?
高收入国家的AI认知度更高(中位数50% vs 中等收入国家27%),且就业结构中对白领岗位的替代担忧更直接。但报告强调,相关性不等于因果,财富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悲观。
新加坡为什么被视为异常值?
新加坡人均GDP接近10万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但仅46%的受访者预期AI会减少就业,远低于同组国家55%的中位数,显示出认知与预期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认知度越高就越担忧AI吗?
不一定。在就业问题上,高认知度人群确实更倾向于预期岗位减少;但在AI日常生活的情绪问题上,许多国家的高认知度人群反而更乐观。态度取决于具体议题和应用场景。
这份报告对营销人员有什么实际价值?
它提供了各国AI认知度和预期的基线数据,帮助品牌判断不同市场的沟通起点和情绪基调,但不能直接预测用户对具体AI功能或广告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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